内容摘要
汪维藩（1927.12.23-2015.9.15）沿着中国教会的前辈神学家们的路径，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工作上多有建树。他的神学在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事工上躬行他的一份德行，可谓是“带着一颗生于斯、长于斯的心，去聆听上帝的声音”。汪维藩把基督教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较好地融合在一起，他的圣经诠释具有突破性，是中国现代神学家在解释《圣经》领域里大胆和成功的尝试。汪维藩既研究和使用中国传统的解释方法，使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群诠释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明白其中的教训，因为容易产生共鸣。汪维藩的努力可以为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提供积极的帮助。
关键词：中国文化、圣经诠释，易思维、诠释学
一、易思维及其运用
汪维藩说圣经是上帝自上而下的启示，中国文化传统则是自下而上地求索，可以“寻求”和“揣摩”而得关于上帝的一些领悟（参徒17：26-28上）。探究义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根本的方法，也可以算是其思维定式。笔者称此思维定式为“易思维”，它在《周易》里有最早的体现。《周易》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和思想的重要著作。包括《易经》和《易传》（即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总称“十翼”），《易经》像是一部“占卜之书” ，“传是解释和论述经的”。《易经》的主要结构是懵懂混沌的太极生阴阳两仪，阴阳两仪生产八卦（以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事物，相应地称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八卦相互组合就形成了64卦，再结合“六合”（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就形成了384爻。“在这个过程中以阴阳二者来推动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阳是积极进取的性质，阴是消极退守的性质”，阴阳的相互作用，使得不同事物之间“相反相成、进退顺逆”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变的世界。用物质性的东西来说明万物生成。某一事物发展到某一阶段，必然又过渡到“物极必反”的对立面中去了。
《易传》里说：“天地之道，恒而不已者也”（《恒卦·彖辞》） ，强调世界是在永恒变化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传》） ，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向相反方向变化，这样就又开始了新的发展，有了这些变化之后才能生生不息，长久地存在下去。正是在这种循环的观点中，《周易》又引出了“中”、“和”的中间道路，可以动中取静，由“变易”开始，通过“穷则变，变则通”的“简易”的原则发生变化，最终达到“不易”的终极。《周易》里“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它对后来的哲学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基础理论，便是根植于《易经》。后人从《易经》中发展出了复杂的哲学系统，儒家和道教的学说均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今人更是从《易经》中解读出哲学、政治、历史、军事、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易》被其后的诸多研究者所推崇，许多易学研究者都是当时公认的渊博学者。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注重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东汉王弼、北宋程颐，后者如西汉京房、北宋邵雍 。
汪维藩在诠释“惟义人因信得生”的时候，从两个方面透过《哈巴谷书》、《希伯来书》和《罗马书》、《加拉太书》得出“信”的两层含义：前者侧重因依靠上帝的能力和旨意，在困厄中永不丧胆、永不消沉、永不失去盼望，永葆平安，在宁静和信念中昂首阔步，顶住压力直面人生；后者揭示信徒当信靠上帝的恩惠和怜悯，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引导，接受一个属灵的，超越而永恒的生命，始终以舍己利他的态度活在人世间。这两个不同的且有关联的信心的层面耦合，就可以得出一个“生”字，一个“活着”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汪维藩说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生活：
一个蒙神称义、恢复了与上帝合宜关系的基督徒，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基督般的人生，一种舍己为人，超凡脱俗，高风亮节，胸怀祖国、民族、教会，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甘为上帝的旨意鞠躬尽瘁，甘为正义、公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生。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贱，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乃见交情。”（西汉·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赞》）基督徒正是在生命导师耶稣基督的生而有死，死而又复生的拯救和救赎中，既知老我“必死”，更知更高层次的新人“必生”。
二、易思维的特点
按照《老子》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两极之间不断地转换，充满相对色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易思维是也有类似的表现，充满着变化。不过“易”有三种表现：
变易性
世界充满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只为变化而变化，而是为要显明某种道理、规律或者真理的。《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因而“生有时，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传3：1、2-8）。汪维藩曾在〈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代序〉中对《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发出感慨道：
生命之美，不在于穿戴，不在于衣饰。而在于经历风霜，不失其娇妍；经历沙尘，不失其秀丽。父神给他儿女的装饰，总是调回与心灵的最深之处。
朵朵小花，无所求亦无所私，五所羡亦无所妒，默默无闻，却点缀着百花开放的原野。旅程如此短暂，来去如此匆促。然而，无愧的页正是它曾以自己的芬芳留给那哺育过他的大地。
汪维藩解释这些变化不定的现象，是在等待和把握某个最佳时机，每一样事物都有其最佳时机，某一事物恰好卡在其最佳时机上，就是实现了其机遇，体现了其自我价值（“各按其时”，传3：11）。 如果事物都只能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行，其结局只能是走向宿命论的悲哀。
简易性
简易，简便、简单，但不代表容易。中国文化传统有崇尚“中”“和” ，中庸意识（执两用中，即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走中间路线，）。中庸和 “大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道德标准 。汪维藩用保罗对守日子和禁忌食物的态度（罗14：1-6）来说明崇和尚中的原则。汪维藩在解释正确看待服事者（“工人”）和教会的关系（林前3：1-4：5）的时候，他把保罗的意思讲解出来。首先基督徒要做上帝的工人，就必须固本强身，生命和要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不能总是长不大，只能接受进过别人消化过的浅显的和近处的道理（“奶”，林前3：2），总还“不能吃饭”；也不能只顾念肉体的和今生的满足，在情欲里相互争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3：4）；其次，任何工人都不能高看自己，和被别人看得过高，他们都只是“侍者”，是在餐桌旁“伺候主人的奴仆”（3：5），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各样不同的恩赐，引导信徒（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工程，任何工人都是神的同工，3：9）在信仰上各自长进；第三，教会是一座大房子，是上帝为自己建造的，有属于上帝，所有工人的角色只是“工匠”，要把这房子谨慎地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这唯一根基上（3：10-11），才能接受将来的考验；第四，只有衷心创作的合格的工程才能得到上帝的称赞，如此的工人才能称为“基督的执事”和“上帝奥秘事的管家”（4：1），其他的一切的私心杂念都不符合上帝的要求 。
生生不息
易思维可以通晓事物变化，同事又执着并持守某些不变的和不偏离的原则，这就是“生生（不息）之谓易” 。汪维藩根据基督教教义，结合《易经》的“刚健自强”的精神和战国时代 “阴阳五行”的观念 ，提出过“生生神学”：
上帝的创造生命，维系生命；基督的拯救生命、成全生命，人的保护生命、扶持生命，直到个人修养上的自强不息，生生不已。
在汪维藩看来，这位“生生不息”的三一上帝是信仰的核心；围绕着这位上帝和人关系的《圣经》必须被时刻高举；人在诠释《圣经》的时候必须依靠圣灵，才能明白《圣经》的奥秘。 汪维藩构建中国神学的时候，提出过四个条件：“启示、传统、文化及实践或经验”；其中“启示”就是高举《圣经》，以《圣经》为本的原则 。汪维藩说，人若能达到“生生不息”的境界，就可发挥“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的作用，也就能够理解“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的含义。将来永远的荣耀取决与今世所受的许多劳苦愁烦；保罗顾念的就是那“所不见的”、“永远的”荣耀。
三、易思维的评价
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
一切解释都是为了找真相这个中心。易思维是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中找到真理。如汪维藩在解释“建立教会” 的时候说，“祷告”和“代求”是根本要素，因为这关系到灵性的纵深建设问题，上帝的旨意的问题，和教会平安的发展环境的问题；基督徒的“圣洁”与“善行”，则关系到教会的 “光盐见证”的问题；要建设和复兴教会，此二者（易思维的两个点）互为表里，如车之双轮，如鸟之双翼，不可缺少，也不可偏废。 然而，基督教正统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度”不好掌握。汪维藩偶尔地把这个“天平”似乎稍偏向了后者。他在解释一些经文的时候，撇开了经文的确切含义，有“王顾左右而言他”之嫌。这属于过度诠释的现象。保罗劝哥林多人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勇敢”；其中“要做大丈夫”在原文只是 “做男人” 一个字，从上下文看，翻译为“要勇敢”是合适的 。但汪维藩按照中国古代立身传统，“大丈夫”就是“有志气，有作为，有气节的男子汉”，如同孟子对大丈夫的解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武威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这样，意义被扩大了，就离题也就很远了。
守常和常新
经过各种类比和搭桥，发现了真相以后，又可以某一线索不断地演绎。这是一个读进去又走出来，生生不息的过程。丁光训在中国文化和基督教之间找到的连接点是爱。 而汪维藩通过《创世记》的“创造论”和《易经》的“生生”宇宙观的融汇交流，提出“始生”“创生”“维生”和“生生不息”的上帝论 。汪维藩找到的神学的基本语言就是这样的，是难以讲明言尽的。易思维是面对复杂的环境，不断归纳和总结，为了找到生生不息的上帝的旨意，在诠释的循环里踽踽而行。在解释保罗劝老年妇女“不说谗言”的诫命时，汪维藩就借用《女儿经》的中“张家长、李家短，别人家的事情我不管”和熟语“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他非”加以肯定。同时汪维藩加上他的延伸：对于别人的事务，困难的要帮助，忧伤的要安慰，喜乐的要庆贺；但不可背后往来传舌，恶意中伤他人。 这是汪维藩依照基督教伦理修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进而帮助中国信徒在信仰上每日更新。
由易推演出真相
在诠释的循环里，会得到许多的理解（若干新的文本） 。这些理解中，后面的理解对于先前的理解就是新的理解，似乎只有变化着的“新”才是真道理，没有什么固定的理解。这是“易”的过程。这许多的理解会得出一个真相，就是一个总概念（上帝是爱，就是这样的表达）。真理统摄全局，小珠子死得散落在《圣经》各处，需要用诠释的循环（易）把它串起来才能让人明了。总的来说，汪维藩的易思维更像是用“辩证法”写就的现代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