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宗教，这是因为目前世界上仅有这三个宗教被一些国家列为国教，比如说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基督教被列为国教，而伊斯兰教和佛教分别在中东、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被列为国教。三大宗教当中，以基督教的人数最多。而且在现代生活中，基督教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西元纪年，便是以耶稣降生为元年；一周7天也来源于《圣经》，星期日也被称为拜天，也是基督徒每周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甚至包括了我们经常见到的代表救死扶伤的红十字的标志，也是源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赎全人类的罪。
基督教包括了三大流派，也就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而我们常说的，位列中国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其实指的是基督新教。
一、正确认识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有两大层面，一是其精神追求与信仰本质，二是建构处境化的神学和积极参与社会服务。
(1)首先，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它有着宗教信仰的超然性。在这一层面上，基督教不能等同于基督教在社会中的表现。因此，基督教又要理清它与政治的关系，这样才能保持它的神圣性。比如说摩西十诫中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2)基督教中国化是将基督教宗教本质的基本要素提炼出来，与具体的民族情况、当地情况结合起来。
基督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管其形式和特点有多大变化，它的基本的教义和精神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基督教中国化并不需要其完全摒弃其中优秀的西方文化元素，所需要的乃是一种超越东西方的积极开放与相互吸纳，是一种跨越时代的主动更新与复兴。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1、政治需要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一直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四进三出” 。
在华的每一种外来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其在华才能接地气、服水土、入社会、识文化、懂民心。这方面佛教做得比较成功，它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其在政治、文化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化，由此它逐渐成为质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而且成为今天信徒人数最多的中国第一大宗教。
对基督教来说，这种中国化过程同样十分必要，“而且在当今形势下还特别急需其尽早实现并体现出来”。“中国基督教已经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中国化’则是基督教在华更新与复兴的必由之路。”
基督教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而是为了其良性的存在、和谐的存在。中国基督徒已经达到2305万 ，而且尚在持续增长之中。引导这一庞大的信徒群体参与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来，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其关键点在于消除基督教及信徒与中国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个体身份中的隔阂，达到一种政治、思维方式、文化等层面的相互认同；而不是相反，将其作为和谐社会的“异类分子”排除在外。
可以说，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共处的关键环节；它不但必要，而且从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说，这项任务还十分紧迫。
2、现实需要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人类的任何社会现象，任何文化现象，首先是为满足某种现实需要而存在的，而宗教，法律或知识及神话的体系等，亦是出于某种深信的需要或文化的迫力 。中国民间信仰在儒教“入世观”的影响下也表现出注重现实的强烈倾向，广大民众到寺观烧香拜佛主要为现实需要所驱使，即大多本着“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功利心态。
所以，无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人传统的信仰特点来看，中国人的信仰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而这种功利性又是同中国人的现实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目前基督教信仰对中国信徒生活影响，主要体现在：
(1)对生活更有安全感。这一类人群主要是为求身体健康和事业顺利的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靠主，所以信教之后心里就比较踏实了。
(2)精神上的空虚和孤独得到了慰藉。这一类人主要是老人。很多老人留守在家中，子女常年在外面打工和工作，能陪在自己身边的人很少，而当地活动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老人就显得十分空虚和孤独。
(3)建立了归属感和得到了很多实质性帮助。通过共同的信仰与宗教仪式以及教徒之间的相互的信息和物质交流，使信徒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归属感。同时大家在一起彼此和睦相处，相互帮助，这种帮助包括精神鼓励和物质帮助。
三、基督教中国化的难点
基督教中国化走过曲折的路，至今未能彻底摘掉“洋教”的帽子。它面临的难点主要有三点。
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相纠结。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伴随着西方政治军事强权进入中国，有人说，佛教是骑着白象进来的，基督教是随着枪跑进来的。
基督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本着宗教救世的宗旨，为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亊。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因其与西方现代化相联系而在中国青年人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化，历史的记忆逐渐淡去。但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又与恶意渗透相交织。确有一批敌对势力在利用基督教，企图使中国基督教化，进而改变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把中国纳入西方的政治格局。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艾克曼写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就明确叫嚣要用“基督教羔羊”征服“中国龙”。 在政治层面，基督教如何加强国家认同，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消除灰色地带，摆脱外国势力的利用控制，同时又能使基督教成为中国对外平等交往、加强中西人民友谊的渠道，尚未真正解决。
其次，在文化层面上，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包袱沉重。本来基督教与中国固有信仰传统的差距就较大，再加上传统基督教的独一神论思想，以及中国基督教保守的福音派传统的背景，神学思想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中国化面临很大困难，其难度远远超出佛教的中国化。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宗教、多神灵的国家，较少排它性，较多包容性。外来宗教要中国化，一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做到爱国守法、庄严国土，二是要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文化相结合，形成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理论，这一条是根本之道。佛教进入后，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并成为主流教派，佛教从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督一神论要接受儒、道文化的相关精神比佛教困难，必须突破原教旨主义（即基要主义）的束缚，不垄断真理，学会尊重信仰的他者，做其他宗教的好邻居，这是中国基督教的责任。老一辈神学家赵紫宸、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神学建设上的成就证明，基督教神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能够做到的，但它要求中国基督教界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度的了解。
第三，中国基督教界中青年神学家队伍成长不理想。从基督教中国化的要求来说，人才的开放与高素质是根基，神学的更新与推进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通过调研了解到，中国基督教界主流是保守的福音派，没有自己的、能开创的神学家，跟不上国际基督教前进的步伐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神学更新上落后了，比较封闭。教界一定要开放，多与学界沟通，与儒学、道学沟通。中国历史上有教界与学界良性互动的传统。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儒家名士与佛教高僧大德皆有密切交往。中国基督教如果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中，新一代优秀人才是难以成长的。
四、基督教中国化的建议
1、中国教会的危机来源于神学思想建设的危机。
今天的基督教牧者们，要思考广大信徒所面临的问题，思考中国基督教的当今处境及未来走向，反思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经验，丰富和发展神学的内涵，以其建立能够影响广大信众的中国神学。只有这样，中国的教会才有希望，才能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2、加强教界与学界的互动。
在神学院多开设学术文化课，多读一些中华文化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除请学者讲座，还可请海外自由派神学家及佛、道、伊各宗教人士讲座或对话。中国的基督徒同时又是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熟悉本国的文化典籍，把中国精神融入到神学中去。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需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真正能扎下根来、健康发展、被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需要。
3、总结基层教会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
有学者在做太原、石家庄天主教调查研究时，发现基层教会早已在宗教生活中把天主教传统与中华信仰传统相结合，如婚丧节庆，都具有了中国特色，还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如快板、三字经、顺口溜来宣讲教义，内容多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忠孝、诚信等。这些在基督教基层教会也会发现信众创造的有益经验。我们对于宗教界人士和信众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积极性要有充分估计。教界上层要与下层相结合，中国化的过程就会加速 。
4、加强教会规范化管理。
《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至二十七节为我们提供了教会管理的范例。摩西事无巨细的工作并没有带来岳父的肯定，叶忒罗提醒摩西治理百姓的事太重，他一个人办理不了，并提议他拣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大的事情他们需要告诉摩西，但各样的小事他们就自己处理了，以色列民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中国各地教会在管理结构上，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行政与教牧不分家，教牧人员一手抓牧养，一手抓管理，他们既是信徒灵性的牧养者，也是教会的行政管理者。 其中，绝大多数的教牧人员花在行政管理上的时间、精力远远大于用在教牧上的投入。这显然与初期教会使徒们所领受的异象不同(参徒6：1—7)，也不符合管理学原理。这样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牧养的质量，在管理上也极易出现混乱。因为牧养和行政管理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专职的教牧人员不可能两者兼顾做“全能手”。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探索途径就是增加相关服侍岗位，设立相关专职或兼职同工(义工)，专司其职，建立更完善的教会管理体系。这样教牧人员就可以从行政管理的缠累中抽离出来，专职牧养。
教会的核心组织由两部分组成：教牧办与行政办。相应的教会内的专职同工划分为教牧同工和行政同工。其中教牧主要负责福音事工、圣经教导事工、圣乐事工、主日学事工、关怀小组事工、探访事工、慕道班事工等。行政主要工作有办公室、财务事工、招待事工、音像事工、后勤事工、书刊供应事工、医务事工、社会关怀等事工。每一项事工都有专门团队负责，这样分工的好处是效率高、质量好，能调动团队的积极性，减轻教牧同工的负担。
引进专职行政同工的制度尚未正式建立，但这却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教会要想在社会中扩展影响力，必须要加强自身的管理体制，增加自身的竞争力。
5、注重教会人才队伍建设
在教会发展中，人才是关键。各方面的建设都不可少，但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建设。由于中国教会特殊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教会经过了30多年的神学教育 和各级教牧培训班的大力发展，中国教会的专职侍奉人员——不论是教牧人员还是管理人员仍显不足。教会中大部分工作是义工来完成的。基督教教牧人员的队伍建设和义工的素质的提高，就成为教会人才培养关键的一环。
中国教会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教会面貌已然发生很大变化，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中国的教会，尤其是基层教会，信徒目前大多数仍是文盲多、妇女多、老人多。 针对这种现象，教会需要在义工队伍的建设上投入更多更大的精力，不仅仅要发现并留住年轻人、高级知识分子，更要针对所有文化层次的义工开展不同层次的关怀和培训，各地教会应该根据自己教会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培训课程，以提高义工队伍的信仰素质和服侍能力。帮助他们在自己的服侍岗位上进深和委身。例如查经教导方面、婚姻辅导方面、探访招待方面、青年事工方面包括青年企业家、商人引导方面等。
与之相应的，是教牧人员自身队伍的建设。由于人才的缺乏，教职人员既做行政管理又做教牧工作，这些工作占用了他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教会在进行规范化管理的过程中，明确教牧行政分工，不仅仅能将教牧人员从并不擅长的行政管理中解脱出来，更能够为他们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腾出时间和精力。专职的教牧人员和有专业能力的义工在服侍中共同搭配，才能使教会的各项事工秩序井然，教会服侍的果效事半功倍。
五、总结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其实也是基督教的中国化过程，是基督教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相契合的过程；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在新时期,我们应进一步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规律,以更好地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现阶段我国基督教覆盖区域广，发展势头猛、增长速度快，信徒的人数增多，与基督教内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中国化改造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