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督教中国化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但基督教会已然深入中国大地，深入中华民族，深入我们的社会。
基督教会，是真实存在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其结构是由所有信仰基督的人所组成的,因此教会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部分。教会只有融入社会，投入到社会中去，才能发挥教会的旺盛生命力，并且在任何时代和处境的发展中，使教会不断的提升与融入社会，如此，才能真正的起到光与盐的作用，圣经教导“教会是金灯台”，教会与社会并不是对立的，乃是紧密相连的，教会存在于社会中，教会融入社会中，教会理当是社会的祝福。
一、基督教在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基督教是一种外来宗教，至今在我国已有上千万的信徒，基督教堂包括非建制教堂已经不能用确数来统计，可见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之快，尽管教堂在增长，人数在增多，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接纳，虽然教会存在社会中，但是仍然与社会有一定的阻碍，存在一些问题。
基督教中国化走过曲折的路，直至现今，在我们国人的心中多少还是对基督教有很多看法。它面临的难点主要有3个。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基督教虽不是政治，但离不开政治。如果我们回避政治，中国基督教的有些问题是解不开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与政治关系紧密联系的。传教士将基督教大力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中国处于弱势时期，因此当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有人说基督教是带着枪炮进入中国的，虽然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得以从封都大邑向穷乡僻壤、从沿海向内陆迅速渗透，却不得人心，引发一系列教案等冲突。传教士们在中国搜集情报，鼓吹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使用武力叩开中国大门，并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为列强谋取更多利益。这些行为使得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不良的印象，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急先锋，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中国民众的反帝斗争往往就是以反洋教的形式出现。尽管并非所有传教士来华动机不纯且战争已过去多年，中国也已崛起，但那段屈辱的历史仍然使得国人对基督教的不良印象难以彻底消除，使得基督教难以彻底融入中华文化。 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本着基督教救世的宗旨，为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亊，比如开办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等。基督教在这样的形势下传入中国，势必使国人对其产生反感。在政治层面，基督教如何加强国家认同，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消除灰色地带，摆脱外国势力的利用控制，同时又能使基督教成为中国对外平等交往、加强中西人民友谊的渠道，尚未真正解决。
其次，在文化层面上，本来基督教与中国固有信仰传统的差距就较大，再加上基督教的“独一上帝”论，在中国显然有很大的冲击。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宗教、多神灵的国家，它的宗教文化传统是较少排它性，较多包容性。基督教中“原罪”说所传达的人性本恶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本善的思想背道而驰。基督教虽也注重自身内的赎罪，但最终仰赖的是外在神灵的拯救。而儒家文化强调的则是用自身的力量来提升自己，“儒学人道主义最关心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而成为圣人”。同时，基督教有着较强的世俗化倾向，即强调入世，试图改造社会、拯救人生，这就使它难免与其传入地的世俗统治者产生矛盾，使自己的传播受到遏制基督教要中国化，在文化方面也是一种挑战。基督教会的信徒因为信仰会对其他宗教有很强的排他性，从而使社会不能接受基督教，看基督教是狭隘的宗教。但是在基督教界，有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爱教的神学家积极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以中国实情出发，结合基督教《圣经》和教义，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带领教会开展神学研讨，引导信徒有正确的《圣经》观，学会尊重并包容其他的宗教信仰,这是基督教的责任。
再次，中国基督教界中青年神学家队伍成长缓慢，老一辈的神学家在神学思想建设中有着许多丰富的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今天教会所面临的的问题,更从基督教中国化的要求来说，人才的开放与高素质是根基，神学的更新与推进是关键。
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程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唐贞观九年，时称“大秦教”或“景教”，是基督教一个较小的教派聂斯托利派。其创始人聂斯托利提出基督的“二位二性”论，违反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于公元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予以革职流放。其后，他的追随者逃往波斯，约于公元5世纪末形成独立教派，并乘唐朝与波斯、东罗马帝国交往频繁之机，由波斯经海路或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1]。此后景教在中国盛极一时，由于受武宗灭佛牵连而在中国销声匿迹。基督教二度来华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系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2]。也里可温教包括聂斯托利派和天主教。聂斯托利派虽然在中国本土灭绝，但在中亚和北方的蒙古、回纥等民族中仍然流行。随着元朝在全国行使权力，蒙古人及被同化了的突厥人中相当多的聂派教徒进入全国各地，聂派在全国传播。同时，蒙古统治者也与罗马教廷有所联系。在教皇派来的传教士的努力下，天主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在北京和泉州设有主教区。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随之湮灭。基督教第三次来华传播是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当时许多传教士精通汉语，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附和儒家思想来传播天主教，不仅使天主教在民间和宫廷传播，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然而，随着各种教案和礼仪之争的发生，清朝与天主教之间出现了裂痕，基督教在华传播再次受创。当马礼逊作为新教第一位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意味着基督教第四次来华传播，也是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开始。此后，基督教以西方列强的武力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再次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进入独立自主自办的新时期。
三、基督教中国化在三自运动中的表明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因其背景，其时代的影响，导致基督教难以被国人被社会接受与认同。直到三自爱国运动的产生，彻底的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的面貌与影响。中国教会一些爱国人士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等人决定起草一份宣言，决意通过基督教自身的努力来消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成见。经过八次修改，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通常称为《三自宣言》）于7月28日定稿。《三自宣言》是爱国基督徒符合时代要求的自觉反应，它不仅表明了中国基督教的政治立场：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其影响，并“培养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自尊自信的心理，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同时宣告了在新中国建设教会的异象：在最短期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它体现了爱国与爱教和谐统一，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积极响应和人民的热烈支持。《三自宣言》由以吴耀宗等40位基督教领袖签名发起，随后向全国教会、基督教团体及信徒发出公开信，征求支持签名。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三自宣言》，以及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名单，并为此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予以支持。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由此发起，中国基督教从此获得了新生，拥有了未来。
三自爱国运动从发起之日起，就为在新中国办好教会指明方向：既要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也要坚持独立自主，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教会。因此，三自爱国运动既有其政治和历史意义，也有其属灵和神学意义，它的远像是使中国教会扎根中国土壤，在中国人民中间为基督作见证，实现“基督的一个治得很好、养得很好、传得很好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三自爱国运动奠定了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基础，扭转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方向，更是表明了基督教中国化。
四、我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再思考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真理与原则是永不改变的，但是若要对国家带来更多的贡献，对社会带来更多的祝福，那就必须将基督的教导从理论变为实践，将基督教真理通过教会传扬于国家，社会中，如此，基督教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同与尊重，上帝的救恩才能真正落实于人的心中，这就需要我们再思考基督教在国家中更深的价值体现了。
我想，在政治上，基督教会始终是爱国爱教的一个团体，一如既往坚持老一辈的爱国领袖，始终走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坚决抵制一切境外的敌对势力，引领信徒热爱祖国，热爱教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这也应该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基本的政治要求。基督教中国化还要正确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这是基督教在爱国上的根本体现。
其次，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就是神学上的中国化，也就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对传统文化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再来继承和发展，从而提升广大教牧同工的文化素养。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爱教意识，更加懂得爱国爱教的意义；更有利于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促进本地化神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土文化的神学思想，才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教会要通过在新中国成长的历程，尤其是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梳理出符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思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作出符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处境的独特见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正如丁光训主教所说：“中国神学需要以中国文化为母体”。要建立理想境界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必须真正“降生”在中国文化中。
此外,基督教会当大力培养使用人才。大到国家，小到团体、家庭，他们的强大无不依赖于人才的强大。如果一个医院，它只有高大、宽畅的屋舍与先进的医疗设备，却没有会使用设备又精通医理的医疗人员，他就起不到救死扶伤的作用；一个学校如果只有整洁的教学楼和先进的教学设备，但却没有师资雄厚的教师队伍，那它仍然不能教好书、育好人；一个家庭也是，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贤达的子孙，这个家庭离末落也就不远了。
基督教得以发展和传播，必须要人才。正因为有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的摩西，所以才能够把为奴四百年的一盘散沙式的以色列人像“耶和华的军队”般齐整地带到了自主的迦南美地；正因为有迦玛列的门生保罗，他高举着“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的旗帜，所以基督福音才可以从封闭的犹太地传遍了整个的世界。同样，基督教要在中国得以更好地发展和传播，要被中国大多数人接受，从而实现中国化，也离不开人才。所以，在今后的事奉中，教会一定要重视人才的培养、管理及使用，特别要重视培养有学识有远见有胆魄的人才。我们期盼有这样的人才，他们既精通基督教义又精通中国文化，并且能清晰地认识中国国情，从而使基督教义能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式基督教；我们期盼有这样的人才，他们能力卓著，能管理牧养好现今的教会，一同高举基督旗帜，维护基督教形象，使我教在我国更好发展。
最后,我们在社会层面，要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承担民族复兴使命。我们的教会要为国家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塑造基督教“爱的宗教”形象，进一步改善人们对基督教的观感。教会进一步拓展公益慈善事工，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近些年来，基督教界在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不俗的成绩，即使是基层教会，也积极参与社会中的服务事工。在社会服务事工上，我们尽心遵行基督教导，使教会在社会中成为一盏金灯台。
基督教在中国，经历漫长的艰辛之路，现在基督教会逐渐被接纳，被尊重，被认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其中还有很多问题，这也是说明基督教中国化任重而道远，但我们的教会既存在社会中，我们就当以基督精神爱人，以基督教义利国，我们义不容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努力探寻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统一的途径，践行基督教义中的积极因素，见证基督信仰，广传基督福音，我发挥基督教的正能量，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而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