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中国的教会来说，教会管理更显得突出重要。因为，因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教会在管理实际上，不但缺少理论，更是缺少经验。无论是半个世纪前，还是二十年几前，中国教会在今天才仅得一些自治权力。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自治时期，所以我们要把握机遇，管理好教会。
本文拟从教会管理不可或缺之神学依据、历史传承及必须坚持基督化方向这几个方面强调教会管理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管理 不可或缺 基督教中国化
引言
教会是什么？是神的家。既然教会是神的家,神是全能的、至高无上的，神的家肯定是神来管理，神是教会的主宰，还需要人来管理？对于这样的问题，相信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思考。很多成熟的基督徒想必对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教会是需要管理的。
教会的确是属灵的团契，教会在圣经上有许多的比喻，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群羊，教会是圣灵的殿等。教会性质当然与世俗的组织不同，但是我们不可忘记，教会在地上存在的形式，还是以一个组织出现。所以，从教会的这种性质出发，我们需要认真重视组织的管理。福乐神学院管理学教授Dr.Newton Malony说：“教会之重要部分是组织……教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如果组织的本质不被重视，教会将失去相当重要的部分。”教会既然是一个组织，那组织的管理在一个组织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虽然人为管理在教会属灵生命的增长中，起不了内在本质的作用，但是有一个良好的组织管理是教会发展的先决客观条件。
为什么在基层教会中，有一些肢体认识不到教会组织管理的重要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把这些工作当作不属灵的、人为的管制。关于领导权力这方面，在我们的观念中很容易把它当作世俗的东西，认为其不能在属灵的活动中存在。其实，教会管理与世俗的管理当然是不同。作为教牧管理者，他不是拿世界的一套。耶稣的管理模式有别于世上的管理模式，甚至截然相反。耶稣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可10：43-45）
教会管理与世俗的管理是有着本质的差别，需要谨防管理世俗化：把人权上升到神权，把神的带领变成人的能力，把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诫命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嫉妒，把人与人和睦相处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斗争，把神给的侍奉恩赐变成荣耀自己的工具。
教会管理需要明确本质，以神为中心，以信徒的需求为导向，建立侍奉管理的团队。
现在我想从圣经原则出发，简单阐述一下教会管理的神学依据及其必要性。
一、 教会管理不可或缺之神学依据
“管”，在我国古代指锁钥，引申为管辖、管制之意；“理”本意是治玉，引申为整理或处理。“管理”一词是指某一主体为了达到一个既定目标而对有关对象进行整合规范的过程。
圣经最早出现“管理”一词是在创世记1章16-17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整个创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合理次序正说明神要为人预备可居之地。浩大无穷的天体各自循轨而行有条不紊，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按部就班。正是这位有次序的造物主独巨匠心之杰作，显示出他超然的管理能力和他智慧的权能，叫人无可推诿地敬畏他的“永能和神性”! 同一章经文中让人又看到，神把这管理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所造的人类，似乎这也成为神所以造人在地上的重要目的：“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8) 神希望人能够成为“海、陆、空”的管理者。人也只有在真正成为“管理者”时，才能体现他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诗8∶3-8)
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漫长过程是一个轰轰烈烈的集体行动，尽管神应许要“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但神是拣选忠仆摩西来完成这一伟大事工的。面对一盘散沙的百姓，谁都会显出一些畏难情绪，但摩西的智慧在于他的组织管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申1∶12-15；17∶18-20；17：15；17)摩西的话中不但用了“管理”一词，也特别用了现代人爱用的“选举”一词。这是指自下而上的推选各级“负责人”，民主意识在此可见一斑。又，从百姓中推选一群有能有识之士作为中层管理人，这与现代管理学中的“分权管理法”十分吻合。联想到当今中国教会的实况，各级两会组织为办好教会要做的事千头万绪，而负责人又无三头六臂、分身乏术，那么能不能也听一听摩西岳父叶忒罗的建议：“你这作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出18∶13-27)
利未记中有许多律例、典章是当时的祭司和百姓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内容涉及信仰和生活伦理的方方面面。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就是“法规”、“制度”或“条例”。以色列建国后，无论是圣殿还是国家都需要有行政管理。所罗门王求智慧之目的不也是为了管理好这个国家：“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代下1∶10)
新约时代，主耶稣是精通管理的。十二使徒中的工作分工职责十分清楚，在行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吩咐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 (可6∶39-40)，次序井然，有条不紊，显示他极高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大家“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教会是蒙神救赎的人们组合的属灵团契，但地上有形的教会依然是由并不完全、自控力还很有限的人所组成，故需要他律的规范和管理。使徒行传6章记录了因为管理不善而导致的教会内部不睦之现象。幸亏使徒们及时发现，亡羊补牢。依然使“神的道兴旺起来!”(徒 6∶7)
召开于约在主后49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事实上是一次有关教务管理的大会。“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士众多，所谋乃成。”(箴15∶22)这是一次用会议管理形式来决定教会重大事宜的很好的例子，既坚信和顺服神的带领，又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可荐为今日教会的楷模。
教会工人，在圣经中有各种称呼，诸如“群羊的牧人”、“属灵的父亲”、“基督的精兵”等等，但不能忘记的一个职称是“忠心的管家”。尤其是在灵性上要做神“奥秘事的管家” (林前4∶1)。主在寻找“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太24∶45)教会是神的家，这家得有在诸多事务上能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去管理。在属灵恩赐的追求上，教会工人每每羡慕“先知讲道”的恩赐，却常常疏于对教会“治理”的恩赐的追求(林前12∶28)，其实这是基督身体里缺一不可的两种不同功能。人们往往十分敬重那些会讲道的神仆，却把教会行政管理工作视为可有可无的“俗工”。可是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接下去保罗又以说：“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帖前5∶12-14)这里敬重的包括那些在教会中重视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启示了神对他们工作神圣的肯定。而这里要警戒的正是那些不肯受管理、不愿受约束的人。
在论到监督的资格时，保罗连用了两个“管理”：“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提前3∶4-5)。这是提醒“管家”首先得管好自己的家，家庭见证每每影响“管理人”的公众形象和威信!
在对做长老的劝勉中，使徒彼得说到了管理不是用权力辖制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5∶2-3)。在中国延续了几百年的“官本位”思想至今在许多人头脑中仍挥之不去，教会中也有人以为“管理人”就是“做官人”，可以以权谋私、可以仗势欺人、可以施支于人。岂不知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太20∶25-27)在主耶稣看来，工作的赏赐就是给更大更多的工作。“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25∶21)。这就是管理学上引用圣经而来的著名的“马太效应”。
二、 教会管理不可或缺之历史传承
初期教会曾面临一个管理上的难题。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记载：“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因着这个问题教会按立了七位执事，专门来施职管理上的事务。教会不断发展过程中，管理也在教会中倍受重视。在教牧书信中，我们看见第一世纪后期教会，开始建立了许多管理制度。如监督、长老、执事的产生。这些教牧工人，被称为“忠心的管家”。而所求于这些管家的是按时分粮给群羊（太24：25）。教会是神的家，这家得有在诸多事务上能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去管理。保罗劝导这些教牧工人不但要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也要追求“治理”教会的恩赐，其实这是基督身体上不可或缺的两种不同功能。由此可见，管理在教会的生活中，并非是无关紧要的。
以上我们从新约初期教会历史看明管理的作用，在教会两千年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明管理制度不但在教会里被建立，并且是纷源发展，逐渐更替。自二世纪以后，教会管理体制发展更加完善，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许多管理模式。今天许多宗派的形成，并不独因神学观念的异同，也是因着管理上的分歧。公理会形成，源自在管理问题的争论。今天基督教大小宗派上千，管理体制当然也各不相同，总括有三种主要管理体制。一是监督制：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圣公宗教会、路德宗教会和循道宗教会等；二是长老制：包括长老会、改革宗教会等；三是会众制：包括公理会、浸信会、门诺会、播道会等。
教会管理不单单是因人事组织的需要，更是因教会生存发展、兴盛复兴的终极目标指向而运作。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的经验，可供后人借鉴。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同为十八世纪伟大的奋兴布道家，虽然在特定的客观下，怀氏布道的果效要大于约翰·卫斯理，但是，从长远历史来看，卫斯理的影响要比怀特菲尔德深远。究其原因，卫氏较怀特菲尔德重视教会组织方面的建设和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选择了走“三自”爱国的发展道路，这在当时国内外大的背景之下，无疑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与教会现状的正确选择。“三自”为中国教会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由于大方向正确，中国教会虽历经风雨，但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与复兴，足以证明“三自”道路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特别启示，是当今中国教会的守望者在神面前的特别看见。选择“三自”道路只是解决了中国教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即举爱国爱教的旗帜，走独立自办的道路。团结带领弟兄姊妹坚定不移地走“三自”爱国道路，仍然是当前各级“两会”的核心任务。
三、 教会管理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中国教会的重要目标。三自是基督教走中国化道路的基础和前提，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在走中国化道路上的迈出的关键一步。
“基督教中国化”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命题，事实上，至少在明清之际就有一批皈依天主教的大儒，开始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后来中国教会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吴雷川、赵紫宸以及吴耀宗先生都著书立说，阐述“基督教中国化的观点”。
要使基督教中国化，也必然需要对中国的处境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某些学者或教界人士看来，基督教之所以要中国化正是由于还未完全“脱洋”。在“洋教”的问题上徐以骅指出中国教会曾与中国人民有过至少的重大结合，这三次都是具有明显政治意味与爱国情怀的，尤其是最后一次由吴耀宗所发起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更是从根本上转变了基督教的“洋相”。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谋求“基督化”的运动，其重大成就就是摘掉了“洋教”的帽子。这样说来“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已经完成？
虽然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处境确实不容乐观。从政界来看，由于基督教已加入爱国组织，政府对宗教的定性也由鸦片论转为适应论，按理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已享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不过由于中国教会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官方教会，政府十分担心海外实力透过他们进行渗透的活动。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政府就会将政治的担忧转嫁到基督教的身上。另外，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教会，其他宗教感到生存的威胁，政府也感到五大宗教在发展的不平衡有可能会给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带来一定的隐患。
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中国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基督教在“这里”，只有脱去外在的东西，保持其内在的生命本质，吸收本地的养分，才能生长得更加旺盛。这种必要性所产生的责任不应仅由基督徒来担当，还与基督徒所处的社会相关。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基督教中国化问题始终处于过程之中，正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样，基督教中国化问题也始终不会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需报之以持之以恒的关注和努力。
结语
教会管理不可或缺，在 《圣经》中，早已有了很科学的管理模式。教会的历史和现状告诉我们，加强管理是做好牧养和治乱的需要，是抵制异端邪说和抵御渗透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由教会自身成长的规律所决定。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必须重视教会内部管理，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这样才能固本强身，使上帝的道在中华大地上成为肉身，有很好的体现，使在苦难中造就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会更快更好发展。
